银杏脚下，还停着一辆稍前到达的面包车，挂邻省牌照。冷飕飕的秋雨中，再无别的来客了。

回头望去，约两里外，一条公路大桥横跨山谷，不停有车在桥上飞驰。这快，衬得这片干巴红砖的废弃之地更慢了。慢慢融入死寂。还好，有这一棵苍绿的巨银杏。

据专家考订，王维入住辋川别墅，最晚在天宝三载，合公元七四四年，那年他43岁。此后，他又活了17年。即便这棵银杏植于他病故的前夕，那它也已存活1243年了。它还在生长。

王维、杜甫、李白：那个时代的诗人际遇

966年7月4日，“文革”爆发还不到两个月，作家沈从文即预感到乱世已至，他从北京给远在家乡的大哥写信：“我们或许有一天会两手空着回到家乡的……社会变化大，变化大，我等已完全成为过时沉渣、浮沤，十分轻微渺小之至，小不谨慎，即成粉碎。设能在家乡过三几年安定晚境，有个三间容膝安身之地，有一二亲人在身边，已是十分幸福。”他早年挣扎着出家乡，宁死也要死到外边去。老了，避乱世，首先想到的，却是回到乡土中。

陶渊明之归隐田园，除了要从误入的樊笼复返自然，还有重要的原因，避乱世。

王维却恰好相反。他一生的大多数岁月，都是在开元、天宝的盛世中度过。然而，伴随这盛世的，是他的几隐几出、半隐半显，似乎是在避盛世。

公元701年，王维生于山西祁县。同年，李白出生，确切的出生地，至今是个谜。

王维离开故土去京城，期望有一番发展，实龄才14岁。20岁，他即进士擢第，开始做官，虽然官小职轻，但不能说仕途坎坷。至于是不是顺遂，却也难说，他达到的最高官阶，是尚书右丞，正四品下，世称王右丞，不算小，也不算大，做了约莫一年就死了。比起读书人以做宰相为抱负，譬如陈平，贫贱时在乡下宰肉，就想着来日要宰天下，做右丞实在不足道。不过，较之进士落榜、黯然还乡的孟浩然、世称工部员外郎的杜甫，也很不错了。他思进，但也能知难而退;意愿是向上走，但下坠时还能稳住神。他的诗中，有喜乐，却没有狂喜，有忧伤，但没有悲愤。他曾献诗给丞相张九龄，请求汲引。平心而论，这诗写得还大方，不比杜甫写过的应酬、献媚诗更肉麻。他愿意做官，做官的时候，每次送别荷杖云游的朋友，却又真心充满羡慕。

他写《桃源行》，才十九岁，洋溢着平静的愉悦，不强说愁、也不强说隐。他歌吟喝美酒、骑骏马的少年游侠，仅仅以旁观者的姿态，就像手无缚鸡之力的博尔赫斯，老爱写赌棍、流氓、杀手，是浪漫想象，当不得真。他经历了安史之乱，有过沦陷、耻辱、生死一念的痛苦记忆，可他对这场动乱写得很少。这很像画家马蒂斯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，却从未把战争画入自己的画中。马蒂斯向往的艺术，始终是平衡、宁静、纯粹的化身。相反的例子是杜甫，他笔下的安史之乱，充满噩梦般的现实，也是占据他后半生的梦魇。

唐代的大诗人，王维与李白、杜甫鼎足而三，他的个人色彩最不强烈，却又最为鲜明。他自小随母亲信佛。佛教是教人出世的，王维能透过色相看到空。后人称他诗禅、或者诗佛，称李白诗仙、杜甫诗圣。

李白学道，但他的所为实在跟不争、无为相去很远。炼丹、成仙，也没有那个耐心。他年过不惑应诏赴京时的自画像是：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。”他是诗的天才，但志在做宰相，乱世汹汹时，意愿就是做谢安，谈笑之间，一战而败投鞭断流的苻坚。后来两样都没有做成，追随造反的永王李璘，错上贼船，成了朝廷的罪人。

杜甫则是忧戚而辛苦的。他自然也想做宰相，而且志向比李白还要高，不是让乱世回复到盛唐，而是要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。他自然没有知遇名主，遇到了也没这个才能。他后半生颠沛流离，终于在富庶、平静的成都过了几年好日子，团圆而和睦。然而，成都留不住他。他还是想走，他心心念念之地，是君王所居的长安。诗圣，自然是儒，脑子浸透的，是君君臣臣，治国、平天下。他到了夔州，又困住了，一困又是几年。他变得苍老，但心不变，每当夜晚有星星，就想象自己依偎着北斗，苦恋着京华。这个意思，写在《秋兴八首》中。《秋兴八首》是杜甫诗艺的巅峰，这也再次印证了诗人不幸诗歌幸。这时，距他最终客死在一条孤舟上，只剩不到三年的时间。